[4] 从目前已经建立的区域性人权机制看，与全球性人权机制相比，区域性人权机制具有很多优势：区域内的国家因地理相近，在历史、文化、观念、宗教等方面通常会具有比较大的相似性，相对更容易对人权问题达成共识，因此往往可以通过比全球性人权公约更加符合本区域实际、更为具体的区域性人权公约，并且也更容易建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更强有力的人权保障机制。

对于如此庞大的人群，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具体的司规系统对于党员与党员之间、党员与党组织之间、党组织与党组织之间的纠纷进行裁决，而仅仅依赖现在的纪委系统和不确定的巡视制度根本不可能实现执规必严和违规必究的要求。新加坡的反腐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比较适宜。只不过党章中没有区分革命时期和和平时期。卢森堡因此认为列宁的集中制是极端的集中主义、无情的集中主义。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现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与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这是党大还是法大问题的核心。

怎么解决劳资双方对合作剩余分配上的不公平呢？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不外乎三种：第一种是社会保障制度。1920年7月，他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报告中，将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作为加入共产国际的重要条件。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注重于‘情理对情境困境中的各种因素进行权衡，以恢复或调整双方原有社会关系为目的。

司法机关不仅要追求程序公正与实体正义，还要顾全大局、为当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早些时候一些地方法院甚至挂牌保护某些企业，尽管这是以能动司法或者其它名义进行的。[14] 控，出自日语コン（kon），取complex（情结）的前头音，基本的解释和癖类似，表示强烈的嗜好和喜欢，加在名词后即为很喜欢某物的意思从二五起，普法规划改为了法制宣传教育规划，普法对象则重点针对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其中，三五时加入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五五时加入了农民，六五时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改为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另一方面法律体系与现实社会之间有着深深的鸿沟，这尤以司法运行所面临的困境为甚。

由此可见，官方一直把公职人员和青少年作为普法的重点，从五五起又将农民列入。在法律运作体制中，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诉讼的时限性和证明的经济性、事实问题的法律化或案件事实的格式化以及法律真实的建构性，往往会导致对案件事实的裁剪，甚至故意偏离客观真实。

[36]在法律不被信仰的情况下，人们即便知法，也未必能做到信法、爱法、护法、尚法。而民意要素越是在立法阶段被吸纳，在司法阶段其与司法过程发生冲撞的可能性就越小。但罗尔斯本人并不是对程序正义毫无保留，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程序正义仍然需要一个预设的实质正义前提：采用纯粹的程序正义的概念，有必要实际地建立和公平地管理一个正义的制度体系。由于具有浓厚的教化特征，民意既然更受意识形态等结构要素的影响，它自然成为司法正当性的来源之一和必须考虑的因素——在中国人所熟悉的审判布告中，经常有对死刑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用语。

立法的瑕疵必然导致法律执行、遵守、适用上的问题并影响执法、司法的质量，而后期修补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马锡五审判方式则是这种大众司法的具体体现。‘无知之幕的提出更多是通过一种假言判断而进行的思想试验，而不必是真实的历史场景。而如果执法是必要的，那么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这是值得深思的。

而屡屡曝光的司法腐败则无疑加重了公众对司法的普遍不信甚至敌意。试想，如果医院的手术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进行的，外行可以围观并指指点点，这会多么荒唐。

[9] 无疑，罗尔斯通过对无知之幕的独特阐释和富有想像力的思辨，使其成为正义论的逻辑起点，从而奠定了程序正义、形式理性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程序正义就成为没有最好却有次好的替代工具，人们无需再直接面对价值、思想、主义之间选择的焦虑，从而可以消弭后现代多元主义导致的裂痕。

[22] 郭星华等：《社会学视野下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但一五结束后，五年一个周期的普法活动持续下来，成为世界上罕见的国家行动。奥卡姆剃刀定律也认为：把事情变复杂很简单，把事情变简单很复杂。在人民主权的时代，法官的职业理性本身并不足以作为维持司法权威的根据，而要从法官的职业理性和人民意志的互相承认中去寻找司法权威的来源，即法官的职业理性与当事人生存伦理之间能够相互承认。由于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政权都隶属于地方政府，甚至在形势要求和政治动员下还需积极主动地干预现实生活。人民司法被注入了中共的理想、道德成分，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治理方式存在某种同构性，是中共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一系列方针、策略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和展开。

古人独特的自然观与人文观使华夏文化自古以来就具有协调、平衡、中庸、合一等特质以及对对立与倾轧倾向的排斥。纠纷的最后解决，也要与当事人的过去状况和未来生活相结合。

（根据网络资料） [18] 姚大志：《打开无知之幕——正义原则与社会稳定性》，载《开放时代》2001年第3期。在上前劝说无效的情况下，50多名队员围站成一圈，用眼睛注视着这些占道桌椅，对峙了20多分钟后，围坐在桌椅旁的几名食客先顶不住了，结账离去，店老板最终感到脸上挂不住，才悻悻地将占道桌椅搬进了店内。

由于注重运用多种手段来引导行政相对人的行为，给相对人一定的灵活度，柔性执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由此产生的张力，软化由此带来的社会误解与冲突。[31] 杨宁：《城管举牌执法 温柔能否治本》，载《人民日报》2012-5-24。

但要尽量缩小政府公权力的行使范围。在民间纠纷案件中，关系是无法祛除的，它常常是诉讼中实际的出场单位。然而中国法院体系中的各种内部关系远未理顺，所建立的一套与国家行政机关类似的等级化管理体制，以官衔高低为取向而不是惟法律是从，理想化的制度安排尚未确立。司法制度一度确立了独立、专业发展的方向，但又往往被忝列社会治理诸制度之中。

也只有在回归司法真义的基础上，无知之幕的真谛才可能被真正认识，而建幕工程也才有可能。西方法治社会中的法律制度大都是在与社会生活长期磨合的过程中缓慢地发展完善起来的，因此法律本身与社会理性高度吻合，人们对于法律的依赖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对于任何一个政治派别或宗教信仰的依赖。

[21] 五、讨论：法治的中国样式及其建构 法治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制度，它代表着国家与社会运行的总体性状况。在内部机制上，司法权的特点决定了司法权的管理关系是非服从性的，不存在行政机关那种层级式的官僚服从体系。

他指出，审判过程主张程序的合法性和结果的合法性，法院调解则更主张以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的承认为主要表现形式，它以处理效果的双方满意证成司法运作的可行性与正当性。因为这个体系既有借鉴、移植自国外的内容，又保留了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一些法律传统，还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有所借鉴，甚至一些与市场经济同步生成的规则要素也被及时纳入进来。

以城管执法为例，不但有倡导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之举，而且各种执法招数令人眼花缭乱：献花执法、举牌执法、眼神执法、美女执法、小品执法、列队执法、卖萌执法、‘老外执法不一而足[31]，以克服七八个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草帽的尴尬现状。纯粹程序正义的巨大优点在于，在满足正义的要求时，它不再需要追溯无数的特殊环境和个人不断改变着的相对地位[7]。刘云林认为，法律无情乃司法阶段的特有现象，法与情对立冲突只应局限在司法领域，在这一阶段，法律的适用确实不应顾及人们具体的情感反应，法律与当事人甚至与司法工作者情感上的矛盾冲突应该被视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在职权主义模式中，法官需要（包括通过职权）知道当事人尽可能多的信息。

因此，需要对法治的诸层面进行认真梳理。对法律真实要考虑到人类认识的局限性，立足于社会现实以及法律技术的规定，按照现有法定程序，排除合理怀疑而发现事实，达到法律自身设定的认定标准就是案件的真相。

相对于强制性执法的单一性、僵化性和机械性，柔性执法的核心要义就是摒弃强制行政、刚性执法，而代之以温和的、说服式的执法模式，把执法的过程作为普及法治理念、彰显法治精神的过程，以缓解矛盾、减少对抗，最大程度地与行政相对方取得共识、谅解。它以理性和科学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价值多元的文化密切相关，成为西方现代治理社会、管理国家的主要治道。

但法治的本质却要求法律权威超越包括政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所有权威，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地方的法院挂牌保护重点企业，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司法职能行政化、目标化、效率化。